这里是为对治分别心而说，目的是要修行者放下自己的分别心。

最为脍炙人口的例子就是无为而无不为一语（见第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有欲有名作为万物之母，已经够玄的了。

无为不再是一种清高超脱的境界，而降为有为的一种手段或技巧，是为了有为的目的而为出来的。我一切皆不作为，顺其自然，让自然界把该做的都做了，但不是人为的，而是自然的。无为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天然地就是和有为不可分离的，甚至本身就是一种有为。老子的道作为一种实践模型，它的有并不是现存的某物（Etwas，或 Ding），它的无也不是什么都没有，所以有和无在他那里都只是形容这种实践行动的如何（Wie），或 Daβ（我译作如此）的词。这模型与实践之用处于外在关系中，只是被动地为有所利用，而不能主动地成为用，更不能因此而有生于无。

但我们在这里借用康德这种原型，只是作为伦理生活所应遵循的范本，它是通过自然的天地万物大化流行模式呈现出来的，不具有神学上的神圣性和完善性。既然常道不可说道，那它当然也就不可以命名了，就是说，永恒之名、常名是不可命名的，可命名的都不是常名。具体措施如《七臣七主》篇所言，明主有四禁即四时之禁令：四禁者何也？春无杀伐，无割大陵，倮大衍，伐大木，斩大山，行大火，诛大臣，收谷赋。

我们仅以仲春和孟秋两月为例来比照，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阴阳刑德是如何落实在每个月中的：仲春之月……安萌牙，养幼少，存诸孤。在作者列举的这些对应的现象和关系中，除天地、春秋、夏冬和昼夜之外，都是人类社会特别是政治和伦理关系，这表明作者此处论述阴阳理论的目的，是为了给人间的政治生活特别是人伦秩序这一作者真正最为关切的问题寻找天道观方面的理论根据。笔者的这一观点必然会联系到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黄老道家和阴阳家的关系。理由如下： 第一，阴阳家是先秦重要学术流派中最晚出现的一家。

但退一步说，即使邹衍的著作中确有四时教令等思想，也不可能是他的首创或独创，因为在他之前的道家黄老之学中就有了比较成熟的四时教令等思想，《黄帝四经》《管子》早于邹衍，这在学术界是没有异议的。从帛书《黄帝四经》经《管子》到《吕氏春秋》，黄老道家的阴阳思想呈现出一条连续的、清晰的、不断推进的发展线索。

最后，它在规范、制约统治者的行为方面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作用。一是被用来指导农业生产，此即所谓敬授民时。天道阴阳的思想也找到了论证人道秩序的最佳结合点，发挥了最大的理论效用。《黄帝四经》中对此类违反天时的行为及其后果进行了大量的描述，兹不赘述。

其《四时》篇曰：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黄帝四经》以天地阴阳言说社会政治，赋予了天人合一这一古老传统以新的内容，是对天人合一观念的延续、开拓和深化。黄老道家与阴阳家的关系 笔者认为，以上讨论的帛书《黄帝四经》中所见四时教令等阴阳思想，是先秦黄老道家将阴阳观念运用于人类社会的政治与伦理领域而做出的思想创造，是黄老道家对春秋以来的阴阳观念做出的重要推进。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

在邹衍创立阴阳家学派之前，这些思想就作为黄老道家的理论一直在流传和发展，邹衍接受了这些思想，把它们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中，使之成为阴阳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阴阳家对汉代学术思想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很多学者在讨论汉代学术（例如董仲舒）的相关思想时，都把它们看作是受阴阳家理论的影响，从阴阳家的成熟形态及其历史影响来看，这样的看法固然是未尝不可，但是我们不应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四时教令、阴阳刑德等理论在成为阴阳家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之前，曾经作为黄老道家的重要理论而长期存在。

《礼记·月令》照搬了《吕氏春秋》的十二纪，足见汉代儒家对黄老之学的阴阳刑德理论接受程度之高。反面的规劝通常可分为提醒和警告两种，无论是提醒还是警告，都围绕着两方面的基本内容，一个是民心，一个是天意，告诫统治者要顺应民心和天意而不能违背。

邹衍创立阴阳五行学派，离不开《黄帝四经》《管子》的理论贡献。其次，阴阳理论运用于社会政治领域，也为中国古代政治理论水平的提升提供了一条十分便捷有效的渠道，可以直接为政治主张提供天道观方面的形上根据和理论支持，使得政治主张得以提升为一种政治哲学，极大地提高了古代政治思想的理论思维水平。这个理论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天时是黄老道家的重要理论，黄老道家的很多政治主张都是由此生发出来的，这一命题就是《黄帝四经》首先明确提出的，《经法·四度》曰：因天时，伐天毁，谓之武。这种情况提示我们，应对这三部著作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讨论，揭示其背后的深层理论问题。《管子》用阴阳的推移解释四季的变化，其言曰：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

阳尊阴卑 阳尊阴卑是《黄帝四经》阴阳思想中的另一个特色理论，集中的表述见于《黄帝四经·称》，其言曰：凡论必以阴阳〔明〕大义。具体来说，社会上的尊卑等级观念首次获得了形而上的哲学根据，找到了最佳的论证方式。

蛰虫不藏，宜死者生，宜蛰者鸣。在《黄帝四经》的阴阳思想中，四时教令具有基础理论的地位，提出了以因天时为核心的原则，为人的社会活动确立了天道观方面的指导。

《黄帝四经》首创阴阳刑德的理论，把天道之阴阳与政治之刑德联系并对应起来，从而使刑德具有了形而上的理论支撑。这些材料表明人们对一年中阴阳二气赢缩消长的规律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人的行为同自然节律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在中国古人心目中，这种差异鲜明、等级确定的社会是公平合理的，尊卑上下、长幼亲疏各有分寸而不淆乱，就是理想的社会秩序。邹衍吸取了黄老道家的阴阳思想，使之成为自己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显然，阴阳观念如果一直停留在用来解释异常的自然现象的阶段，就不会大行于世并发展为一家之言。这些看似经验之谈的话语，其背后的理论依据就是四时教令的阴阳思想，是迄今所见关于敬授民时理论的最早表述。

同样的道理，其时绌而事赢，阳节复次，地尤不收，正名施（弛）刑，执（蛰）虫发声，草苴复荣。行秋令，则民大疫，疾风暴雨数至，藜莠蓬蒿并兴。

考虑到《十大经·观》中赢阴布德和宿阳修刑两句出现的段落讲的是地气夜气等阴阳之气在不同时节的萌滋长闭等变化规律，此处的赢从阴阳之气的赢缩消长的方面来理解更为妥当。《四时》甚至还提出，施行符合该季节阴阳节律的政令，对阴阳二气的运行有辅助作用，如夏季其事：号令赏赐赋爵，受禄顺乡，谨修神祀，量功赏贤，以助阳气。

中国古代从来都是一个君权至上的社会，对君主基本上没有什么有效的制约手段，对于君主行为的影响，无非是正面的引导和反面的规劝两种基本方式。其二是勿失天极，毋失天极，究数而止（《称》），错失天极，不但时不再来，而且还会招致祸殃，如《经法·国次》所言：过极失当，天将降殃。

《经法·四度》还提出极阳杀于外，极阴生于内的说法，这是对物极必反法则的更深入具体的阐释。这个位置或角色是根据血缘、出身、受教育程度、贤能程度以及对社会的贡献等等而对每个社会成员的定位，每个社会成员都应该认可和接受这个角色和定位，并根据这个角色和定位来承担与此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传统思维一以贯之的深层观念，无论是在原始宗教和天命观占主导地位的三代时期，还是在天命观渐趋衰落而人文精神崛起的春秋时期，天人合一都是古人思想中最为习惯的思维方式和最为稳固的深层内容，主导着人们的思想，影响并决定着人们的行为。另一种是《管子》和《吕氏春秋》的以阴阳论刑德，引进了阴阳的消长作为刑德施行的天道根据，其理论的重点已转移到人与天调理念下的刑与德如何施行与交替为用。

作者把一年分为春夏和秋冬两段，春、夏两季是阳气上升的时节，故称之为阳节，秋、冬两季是阴气渐盛的时节，故称之为阴节。《黄帝四经》中的四时教令思想以阴阳观念为理论基础，强调人的社会行为必须依循天地四时阴阳之气的消长之序。

笔者的观点是：四时教令等阴阳理论是战国中期道家黄老之学的思想创造，为战国晚期的阴阳家所吸取，成为阴阳家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四时教令思想溯源于春秋以来盛行的阴阳观念。

刑即刑政，指的是刑罚、法令等严厉的、强制性的政治手段。不过在这些早期的政治经验中，刑与德还只是作为纯粹的治国方略出现，尚未与天道阴阳联系在一起来思考。